出处 海外华人传记

傅钟上将生于1900年6月28日，逝世于1989年7月28日。

一开始就是一切的基础，万事开头难，但只要迈出第一步，后面的路就会顺畅很多。任何事情都是从最初的一步开始的，这个起点往往决定了后续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要重视开端，因为它就像是一颗种子，埋下了未来的希望。

2020年是我父亲乌兰夫的老领导傅钟诞辰120周年。不久前，傅钟的儿子傅晓钟邀请我参加纪念活动。这让我想起父亲生前曾向我讲述的一段往事：傅钟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期间，曾秘密发展蒋经国加入中国共产党。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但它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段历史不仅记录了傅钟对党的重大贡献，也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党的一笔珍贵历史财富。

1983年8月，我带领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代表团去新加坡参加世界航空展。开幕式结束那晚，已经很晚了，我住的酒店房间突然有人轻轻敲门。开门后，来的人自我介绍说：“我是蒋孝勇，我父亲蒋经国在报纸上看到你的消息，特意让我从台湾过来，通过你转达他对傅钟老师、希贤同学和云泽同学的问候。”这里提到的希贤同学，就是邓小平；云泽同学，指的是我父亲乌兰夫。

那天晚上，我和蒋孝勇先生喝酒聊天，一直聊到天亮。我们边喝边聊，我才第一次听说，当年邓小平同志和我父亲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和蒋经国先生不仅是同学，还是好朋友。在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傅钟前辈的指导下，邓小平同志和我父亲作为介绍人，秘密让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那天蒋孝勇先生边笑边举起酒杯，向我讲述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班子的核心人物。我的父亲乌兰夫那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担任国家副主席。傅钟当时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担任常务委员。而在台湾，蒋经国先生已经当了五年国民党政府的第六任"总统"。

一回到国内，我就去找父亲乌兰夫汇报情况。平时父亲很少和我深谈，这次却特别例外，整整花了三个小时，给我详细讲述了他当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经历。他说那时候在党支部局书记傅钟的带领下，他和邓小平同志一起，暗中做工作，成功让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神情严肃地跟我说起，1945年4月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时，邓小平同志和他聊起了中山大学的事。邓小平表示，听了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后，大家讨论了当前局势。他觉得，接下来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冲突怕是躲不过了。要是真打起来，咱们在中山大学争取蒋经国入党的事，就别再提了。父亲还告诉我，蒋经国是1926年底入的党，这都过去五十多年了，他还没忘记自己曾是共产党，这是件好事，得跟邓小平和傅钟同志汇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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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国共两党首次正式联手合作。按照党的安排，不少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到了1925年10月7日，苏联派往广州国民革命政府的代表，也是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政治顾问迈克尔·鲍罗廷将军，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六十六次会议上宣布，为了纪念当年3月12日去世的孙中山先生，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孙中山劳动大学，专门为中国国共两党培养革命骨干。

1925年10月28日，340名由国共两党共同挑选的年轻学子在上海吴淞口码头登上一艘名为“远东-191”的大型运煤货船，踏上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的旅程。这340人中，有20名是由鲍罗廷将军亲自推荐的；而在国民党派出的217名学员里，超过一半是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官的子女。共产党选派的103名学员中，除了乌兰夫的父亲，还有张闻天、王稼祥、王明、左权、张琴秋等30多名刚入党的年轻党员，以及杨尚昆、伍修权、陈昌浩、何凯丰、李伯钊、丁玲等一批团员和进步青年。傅钟和邓小平则是在1926年1月6日从法国到达莫斯科后，由党组织安排从东方大学转到中山大学的。

苏联方面考虑到这是为国共两党共同培养人才，没有批准我们党在中山大学单独成立党支部。经过商讨，1926年初，我们党以莫斯科东方大学党组织派出的名义，在中山大学设立了支部局，并任命傅钟为书记。傅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选派的103名学员的负责人。这批学员中，后来涌现出许多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人物。

国共合作期间，我们党组织高度重视选派人员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工作，并为此做了周密安排。登上前苏联的“远东一191”号货轮后，负责带队的俞秀松同志——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兼上海区委书记，特意安排自己的父亲乌兰夫与国民党学员蒋经国同住一间船舱。俞秀松嘱咐父亲，要多与蒋经国交流接触。

1925年11月，经过长途跋涉近两万公里，这340名中国学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位于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的中山大学。这所学校是在沙俄贵族菲拉列特的旧别墅里创办的。

1926年，傅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担任支部局书记，在他的组织下，蒋经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初，傅钟作为中国共产党莫斯科东方大学党支部派驻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书记，第一次和我父亲聊天时，就问起了他对蒋经国的看法。父亲说，首先，蒋经国是南方人，说话带着奉化口音，他听不懂；而他自己是北方人，讲的是内蒙古土旗的方言，蒋经国也听不明白，所以两人没怎么深入交流。其次，父亲觉得蒋经国很聪明，懂得很多。一路上，从上海港出发时，蒋经国告诉大家到海参崴的距离是4400海里，大约是8100里，海上要航行四五天。到了海参崴后，他又说距离莫斯科还有14800多公里，还得走一个多月。父亲比蒋经国大三岁，却觉得蒋经国比自己显得更成熟。另外，虽然大家表面上都很客气，但蒋经国性格有些清高。他只和几个国民党高官的孩子，比如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有说有笑，和其他人都不怎么说话，骨子里不太好接近。

1926年，乌兰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不仅和蒋经国是同桌同学，还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党组织。

傅钟听完父亲汇报蒋经国的情况后，心里特别高兴。他对父亲说，你才接触蒋经国没多久，就能对他有这么深入的了解，说明你不仅观察力强，还善于总结。党中央通过驻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代表团给中山大学支部局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们一定要搞好与蒋经国的关系。这不仅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关键，更是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

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国共两党首次联手合作，国内局势随之发生变化。工人运动开始复苏，农民运动也日渐活跃，全国革命热情高涨，广州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核心地带。然而，两党合作并非毫无波折。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右派势力不断制造矛盾，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指责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会“严重危害国民党的生存与发展”，并声称“党内不应存在其他党派”。他们还发布了所谓的《护党宣言》，诬陷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真实意图是为了瓦解国民党。

傅钟对父亲说，面对国内革命形势的新变化，今年初召开的党四大上，我们党首次清晰指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和工农联合的重要性，同时还通过了包括《关于民主革命运动的决议》在内的11份重要文件。

在当前国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党支部局特意安排你进入蒋经国所在的学员四班，不仅成为同班同学，还成为同桌、室友，甚至共享上下铺。你需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影响力，积极团结蒋经国同学。同时，借助蒋经国的影响力，进一步影响其他国民党学员。这项工作若能顺利开展，将对我们在国内推动的国共政治合作产生积极效果。党支部局还指派了组织委员兼党小组长、七班的学员邓希贤，协助你共同完成团结蒋经国同学的任务。希望你能与蒋经国同学建立深厚的友谊，成为好同学、好室友、好朋友。

父亲跟我说，傅钟那次和他谈的事情，其实是我们党根据国内局势做出的重要决定。父亲回忆说，那时候他才刚满19岁，傅钟交给他的任务对他来说实在是个巨大的挑战。傅钟要求他“要和蒋经国做同学、室友、好朋友”，这个任务成了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四年学习生活中始终牢记在心、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

三个。

父亲乌兰夫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是李大钊同志亲自推荐并安排的。出发前，李大钊同志特别叮嘱：这次北方局送你们几位蒙古族同学去苏联深造，是党为了内蒙古革命斗争的需要，提前培养人才的重要举措。如今，内蒙古仍被北洋政府和蒙古王公贵族双重压迫，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你们这次出国学习任务艰巨、时间紧迫，我李大钊在北京等着你们早日学成归来。你们要记住，内蒙古的未来，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革命先锋去彻底改变现状！

为了尽快去改变内蒙的困境，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拼命学习。他最大的困难是俄语不好。每天，图书馆成了他的主战场。他拿着一本俄汉词典，用笨办法对照发音，硬是用俄语读完了《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和《反杜林论》等马列著作。光是《资本论》，他就用俄语读了三遍。很快，他的俄语就在中国学生中出类拔萃，被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同时聘为翻译，负责为中国学生上课时做俄语同步翻译。

有一天，蒋经国随手递给父亲一包宁波香糕，好奇地问：“云泽，你俄语学得又快又好，有什么秘诀吗？”父亲笑着回答：“其实没什么特别的，就是每天晚上泡在图书馆里看书、练发音。”就是这次简单的对话，让蒋经国也成了中山大学图书馆的常客。父亲回忆说，那段时间，他和蒋经国几乎每晚都一起在图书馆学习，互相练习发音。没过多久，蒋经国不仅读了很多马列经典著作，俄语水平也飞速提升，经常受到学校的表扬。就这样，父亲乌兰夫和蒋经国自然而然地成了好同学、好室友，更是好朋友，没有任何复杂的拉扯，也没有任何心机。

父亲和蒋经国在读书交流中越走越近，彼此的思想碰撞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一天在图书馆，两人用俄语念起了《共产党宣言》。蒋经国刚读完开头那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就突然停了下来。他转头对父亲说：“云泽大哥，你读书厉害，给我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吧。”

父亲告诉我，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欧洲传统的封建制度下，任何新成立的政党都会遭到旧势力的猜忌。尤其是当一个进步的反抗党出现时，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教皇、沙皇、梅特涅、基佐，以及法国的激进分子和德国的警察，这些守旧的派系都会联手，把新兴的进步政党当作必须铲除的对象。

蒋经国迅速回应道，这种情形，跟咱们中国眼下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有点相似呢?

爸爸说，你对《共产党宣言》开篇部分的分析很到位。眼下的中国，正在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欧洲曾经上演的历程，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更加迅猛和艰难。

1926年，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自己提出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天晚上，蒋经国感慨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早就预见到了中国今天的局面。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和共产党一出现，就遭到了旧军阀的仇视，他们恨不得把我们赶尽杀绝。云泽大哥，今晚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明白了这一点。我要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们给我上了深刻的一课。

邓小平与他的老同学傅钟正轻松愉快地聊着天。

父亲回忆道，他和蒋经国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一起用俄语研读马列著作，不仅提升了俄语水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更重要的是两人思维逐渐接近，尤其对国内重大事件的看法总能达成共识。父亲提到，那时的蒋经国虽然内心仍有些傲气，但为人直率坦诚，从不隐藏自己的观点，因此他们之间的交往特别真诚。

傅钟同志对邓小平汇报的这些情况非常清楚，他还时常提醒我，让我转告蒋经国同学，学习要注意劳逸结合，过度用功搞垮了身体反而得不偿失。父亲说，傅钟对中国学员的各方面情况都了如指掌，在如何团结蒋经国同学这件事上，他的考虑比我们更加周全。后来有一次，当我把蒋经国突然提出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向傅钟汇报时，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时机已经成熟了。"

1926年12月的一个夜晚，父亲和蒋经国从中山大学图书馆返回宿舍，两人边走边用俄语哼唱《国际歌》。唱到最后一句“英特纳雄耐尔就定要实现”时，蒋经国突然停下脚步，神情严肃地问道：“拉谢维奇同学，我可以加入你们的中国共产党吗？”拉谢维奇是父亲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用的俄文名。

1926年12月12日深夜，傅钟陪同小平同志及其父亲，在中山大学共产党党支部的办公室里，与蒋经国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交流。

傅钟对经国说，听你周围的同学讲，你为人真诚，学习用功，虽然年纪轻轻，但抱负远大。云泽同学向我提起，你很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书记，我对你的这个愿望表示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尤其是在我们两党合作的情况下，如果你能实现这个愿望，将对加强国共两党的政治合作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不过，你的这个想法，是否已经征求过你父亲蒋介石先生的意见呢？

蒋经国回应道：傅钟老师，我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完全是我自己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不必请示我父亲。去中山大学之前，父亲曾与我深入交流过。他表示，派我们这么多学生去中山大学学习，正是他践行孙中山先生以俄国为师理念的实际行动。要在中国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没有苏联的支持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即便父亲得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相信他也会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这件事。

邓小平同志问，要是现在就叫你加入共产党，你心里有没有准备好？

蒋经国深有感触地说道：当年辛亥革命前夕，湖北共和会的革命先驱熊朝霖被清政府逮捕。在行刑之时，这位英雄豪迈地喊出"要知道世界文明的进步，都是用英雄的鲜血换来的！"他感慨，如果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一定会用满腔热血，去争取世界文明的光明未来！

傅钟、邓小平和乌兰夫三人不约而同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天晚上，在中共党旗下，傅钟亲自主持了一场特别的仪式。邓小平和我的父亲乌兰夫作为介绍人，亲眼目睹了蒋经国秘密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全过程。当时，蒋经国还不到17岁。

邓小平即将回国时，刚加入共产党的蒋经国特意请他到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观看《天鹅湖》演出，并邀请了他的父亲一同前往。蒋经国对邓小平说："邓大哥，你和云泽大哥对我像亲兄弟一样好，这份情谊我永远记在心里，愿我们的友谊长存。"

四，这个数字在很多人眼里只是个简单的符号，但其实它代表着稳定和平衡。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们常常追求的就是这种四平八稳的状态。它就像一张桌子的四条腿，缺一不可，只有每条腿都稳固，桌子才能稳稳当当。所以，四不仅仅是个数字，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提醒我们要脚踏实地，保持平衡，才能走得更远。

1927年4月13日晚上，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拉狄克在大礼堂里告诉中国学生：同学们，你们的祖国昨天出了大事！蒋介石带领的国民党右派借着“清党”的名义，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召回了派到广州政府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将军，和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划清了界限！

会议室内，中国学生们情绪激动，纷纷指责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倒行逆施。

父亲跟我说，当时蒋介石打着“宁可杀错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旗号，带领新军阀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进行了残酷镇压。短短时间内，全国5万8千多名共产党人中，就有2万9千多人惨遭杀害，内蒙古的共产党人几乎全部牺牲。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的清洗同样凶狠，20万国民党员中，有超过10万的左派成员被他处决。此外，还有10多万普通百姓在这场屠杀中丧生。

傅钟对父亲说，眼下中国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蒋经国在中山大学的讲话却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这番言论不仅给困境中的中国革命注入了强心剂，同时也让正在背离历史潮流的蒋介石受到了沉重打击。

时间飞逝，转眼间九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傅钟和他的妻子刘筱圃

2018年8月，我在北京参加朋友聚会时，偶然遇到了蒋经国先生生前的最后一位侍卫长——已经80多岁的台湾退役少将李祖怡将军。他告诉我，蒋经国先生在晚年多次提到自己曾在莫斯科加入过中国共产党，还常常提起傅钟老师、希贤同学和云泽同学。李祖怡将军当时以为这只是老先生对年轻时代的回忆。直到1992年，国共两党达成“一个中国”的共识后，他才突然明白过来。虽然蒋经国先生已于1988年去世，但国民党至今仍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的立场。这让李祖怡将军对蒋经国晚年频繁提及这段历史有了更深的理解。他认为，蒋经国先生一定非常怀念年轻时在共产党内结交的朋友，并坚信这些朋友能为两岸关系带来光明的未来。

我对李祖怡将军说，我认为台湾的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主张一个中国，这无疑是继承了蒋经国先生的遗志。这种精神，与九十多年前傅钟领导的中共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有着无法割裂的深厚联系。因此，“九二共识”的达成，离不开傅钟、邓希贤、云泽以及蒋经国等人的共同努力和贡献。李祖怡将军听后，连连举杯畅饮，毫无醉意。

1983年9月20日，中秋节前一天晚上，我父亲乌兰夫告诉傅钟前辈，蒋经国先生通过蒋孝勇带来了多年未见的问候。傅钟望着南方，心情激动，立刻提笔写了一首词，表达了他对蒋经国先生的思念和问候，以及对两岸未来美好前景的深切期望。傅钟前辈的词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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